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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结果: 1-15 共查到知识库 秦汉史相关记录136条 . 查询时间(2.234 秒)
朔方郡是汉代北方边疆主要的屯田区之一,地处干旱至半干旱地区的过渡地带,生态脆弱,其农业社会的发展与衰落均体现出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借助黄河和湖泊水源,汉政府将朔方作为“屯田实边”的据点,引导大量人口迁入,发展旱作灌溉农业。但大规模密集型农业生产和农耕定居的生活方式消耗自然资源,影响原生植被。西汉时期,朔方地区还承担着为内附匈奴部族生产、输送粮食的任务,因而加剧了区域生态压力。人类的破坏与自然...
秦汉二十等爵制的终结,主要不是因为普赐民爵、爵位买卖等所导致的爵制轻滥。爵位占田价值的实现程度呈现两极分化,以爵占田的制度推动着爵位买卖和土地兼并的双重发展,爵位与土地的制度联系遭到削弱,二十等爵制存在的经济基础受到根本性动摇。至迟从嬴政时代开始,政治秩序从“爵—官”秩序向“官—爵”秩序转变,以爵任官的主动选择权丧失,到了汉代爵位彻底丧失任官权益,爵位价值发生了质的变化。
秦代已经有多种“赋”,但从岳麓书院藏秦简与里耶秦简来看,当时的赋有两种主要方式:一是律令中有规定的、由县管理而课以民众的,用于军事方面及贡献中央的“户赋”;二是郡课以县官府的“赋”。目前未有证据说明此赋是课以民众的,它是县官府让其属下的劳动人员来完成的搜罗物品的任务。县官府完成任务后将这些收集品提交给中央。其用途与户赋相同,用于军事及贡献。文献中所见的“献”,是中央课以地方政府的,县通过赋的征收来...
秦汉时期,皇权合法性观念曾历经一个显著变化。受战国理性精神的影响,秦朝称帝者只言功德。而两汉之际,由于君权神授观念流行,称帝者却必据天命。皇权合法性观念由重“功德”变为重“天命”,与西汉士人对秦亡汉兴的历史反思有密切关系。审视这一“天地大变局”,西汉士人普遍认为历史的重大变化冥冥之中另有主宰,实际上非人所能掌控。正是这种怀疑理性能力的认识,导致了西汉君权神授观念的兴起和盛行。
秦汉政府计量粮食是有一套系统的。量稻、量粟、量麦皆有各自的专用大量,量米则用标准量器。稻量、粟量、麦量等专用大量与标准量器均以石、斗、升为计量单位,均采用十进制,但其计量标准更高。稻量石、斗、升之容积为标准量器石、斗、升容积的2倍,粟量石、斗、升之容积为标准量器石、斗、升容积的5/3倍,麦量石、斗、升的容积为标准量器石、斗、升容积的15倍。它们总体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粮食计量体系。这三大一小的粮食计...
在汉代,“西南夷”不仅是一个族群概念,还是一个地域概念。其时存在两种与西南夷有关的“徼”:一是限定“西南夷”所在的巴蜀之徼;二是将“西南夷”分为两部分的西南夷郡徼。在此两徼作用之下,西南夷诸郡在地域上位处巴蜀与西南夷徼外之间,在华夷身份上亦是如此。生活在西南夷诸郡的边民,亦因两徼的存在,及与徼内夷杂处,拥有了与后者既相互区别而又混同为一的漂移于华、夷之间的身份特征。其为当地边民精英在身份的抉择与建...
海昏侯墓中的“大刘记印”龟钮制形玉印合乎刘贺的王子侯身份,印章有官方的性质,却又不见于已知的官印制度系统,显然属于君统之外的贵族宗法系统印章。“大刘记印”玉印指向性明确,表示海昏侯国始封君的宗法身份。“大刘”之“刘”,与汉家属籍中的“诸刘”相关,为皇家枝庶之族;“大刘”之“大”,源自刘贺始封海昏侯国“太祖”之号。“大刘”为“诸刘”宗属中始祖的标识,其与刘贺的海昏侯始封君爵号紧密联系。
长期以来,由于文献资的匮乏,学术界对秦汉至隋唐之际告诉程序的认识一直存在很大分歧。近年来随着秦汉法律竹简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发现,对古代诉讼制度有了新的认识。通过对秦汉时期的“三环”、汉代“三日复问”和唐代三审制度进行探讨,秦汉之际的“三环”程序与唐代三审制度没有直接渊源关系,秦汉“三环”程序所适用的对象仅为年七十岁以上父母控告子孙不孝的犯罪,如果是“免老”以下者控告子孙不孝,则不适用“三环”的司法...
建元三年,汉武帝对上林苑进行扩建,改变了此前王家苑囿就地围以周垣的传统做法,表现出物种多元性追求。苑内物种虽各有实际用途,但亦有陈列以供欣赏的展示功能。因此,上林苑虽为满足帝王游猎兴趣而设,但亦可视为展示自然的博物空间。苑内异域珍稀物种被突出强调,并依宇宙及地理秩序进行布局,形塑出“微缩天下”的视觉效果。台观、复道、异物的排列组合以及昆明池等象天景观的营建,又使上林苑模拟了仙界,被建构成可招致神物...
秦汉时代,大禹传说是巩固及拓展中国认同的重要文化元素。以大禹治水为内容的《禹贡》将天下构拟为“九州”,对汉王朝的区域控制策略有所启发,也为中国代表权的更替提供了合法性。秦统一前后,“禹须臾”等托名大禹的择日术为秦、楚两地共享,使文化融合有所依托,至西汉前期,秦系日书在故楚渐占优势,反映了民俗领域的区域融合。大禹传说亦盛行于秦汉帝国的边缘地带,吴越民众传言的“禹葬会稽”,秦始皇“上会稽,祭大禹”,都...
“单独简”是里耶秦简中典型的文书形态,即一枚内容已经写完而不需编缀成册的木牍。依据文书格式的复杂程度,单独简牍所载文书又可分为单一公文和组合公文两类,单一公文在呈送、转发和追文等场合下可形成组合公文。里耶秦简中还大量存在由多枚简牍组合而成的文书,依据文书所用简牍形制又可分为单行简册文书、两行简册文书和组合简牍文书。其中,将单独简牍文书中组合公文的不同构件分书于单枚木牍上时,所形成的文书形态就是组合...
“周家台秦墓祠先农简”披露了秦代乡民祭祀先农神的珍贵材料,对重建秦民间信仰具有重要价值。简文先后提到“先农”和“农夫”,在解读上引起分歧。“农夫”是以田畯为原型、与先农并存的农神。乡民先后祭祀两位神祇,符合古代祭祀传统。祭祷者除了用豚耳献媚神灵外,还借助交感巫术手段来驱使神灵助己致富,这种利己求富的祝祷行为符合历史真实。当事人不从众而独祠先农,反映了财富崇拜对祖先崇拜传统的冲击。秦代乡民私祀先农的...
秦代的里老是制度化的里内管理者,其选任条件和方式以及在一些责任的承担上与里典一致。但里老始终没有独立于里典的职责,实际上是协助里典管理户数、事务较多的里,处于“副里典”的位置。典、老在制度上没有文书资格,民众可直接与县下乡、田诸官联系,其不具备多少管理职能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主要是为里内民众提供担保,并协助上级处理具体事务。里在行政体系中的位置,既像国家职能向下渗透的一级单位,又像什伍制度逻辑的延伸...
秦汉时期,边塞被赋予了限制亡入、亡出的职能,但北边的越塞现象仍然经常发生。其中,尤以边民的亡出最具代表性。在其时东北塞外,基于边民群体性越塞亡出的基本史实和华夷区分的观念意识,形成了两条“边民—亡人—蛮夷”的身份演生路径。边民跨越边塞成为“亡人”后,除有以“中国人”身份区别于当地“蛮夷”外,其亦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被辨识、建构成“蛮夷”。关于“亡人”“蛮夷”身份的辨识及二者关系的解说,既有深刻的历史...
秦汉里吏与基层统治     秦汉  里吏  基层统治       2024/4/9
秦汉国家在自然聚落的基础上划分行政区“里”,选任里吏,辅助官府统治基层社会。秦在灭六国的过程中,改变以社会自治领袖为里吏的传统,规定里典、里老原则上由无爵年长者出任,以期消除民间秩序对官僚行政的阻碍。这一举措导致国家与社会之间产生激烈冲突,加速了秦的灭亡。汉初调整政策,设置三老官属,有意扶植、利用社会领袖。但里老一职被废除,三老官属人数有限,影响力无法深入里中。西汉中期兴起的循吏政治,推动在里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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