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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的“戒”，是道教约束道士言行，防止“恶心邪欲”“乖言戾行”的规诫。《洞玄灵宝玄门大义》：“戒者，解也，界也，止也，能解众恶之缚，能分善恶之界，防止诸恶也。”
元明之际的国家道教治理转型——以明初玄教院的兴革为中心
元明之际 道教 玄教院
2024/4/8
有元一代实行开放的宗教政策，基于道派分立的形势设集贤院包容各派并达成制衡，形成了“教团自治”治理模式。明立国即仿元制设玄教院领道教事，但元明之际道教形势的巨变导致这一制度设计与现实基础脱节，玄教院在职能与治理实效上极为有限，于是礼部权限逐渐提升以弥补这一权力真空。随着明统治的稳固，以洪武十三年中枢改制为契机，次年即废玄教院，十五年正式设立附于礼部的道录司体系，将宗教组织纳入行政管理序列中，而非赋予...
曹新宇主编《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许地山藏书珍本选辑》出版（图）
曹新宇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 许地山藏书
2024/1/12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许地山藏书珍本选辑》一书共100册，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曹新宇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太平洋学院文化、历史与语言系裴凝（Benjamin Penny）教授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共收入许地山藏书139种，以许地山的道教史研究及思想文化史、社会史重要文献为主。这些藏书是明清及民国时期儒释道三教的特色文献，也是学术界最为关心的许地山宗教史与民俗学研究资料。
吕洞宾图像的谱系学考察
吕洞宾图像 谱系学 道教
2024/4/8
吕洞宾传说在宋初开始流行，他修道长生的一面受到文人阶层的认同，济度人间的一面又受到社会底层的追捧，因此士人审美与大众审美催生出不同版本的吕洞宾形象。历史上展开了三次雅俗之间的文化博弈：第一次导致了宋元“邋遢像”的消失，第二次带来清代“剑仙”形象的流传，最后一次是清末“色仙”形象与庄重道士形象的对峙。文人阶层在这个过程中主导了吕洞宾形象的流变与生成。
“玄帝”一名，在道教文献中出现甚早，东晋中叶杨羲、许谧等撰《上清后圣道君列纪》记：“上清金阙后圣帝君李诸弘元，一讳玄水，字子光，一字山渊，盖地皇之胄，玄帝时人”1，此处“玄帝”意谓北方水行主神。《太上妙始经》说，诸天中北名玄天。
唐卫凭《贞一先生庙碣》曰：“开元十二年，天子修明庭之祀，思接万灵，动汧水之驾，奖邀四子，乃征尊师入内殿，受上清经法，仍于王屋山置阳台观以居之。”
司马承祯系唐代上清派宗师，学界对他的传记解读已经相当精彩，但仍留有丰富的解读空间。近日重读司马承祯传记，试为再解。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要求佛道教寺庙兴办慈善事业，尤其是办学校；为此，先后出台了寺庙兴办慈善事业的法规，通过法律手段强制佛道教寺庙执行。1915年10月29日北洋政府颁布的《管理寺庙条例》、1921年5月20日北洋政府颁布的《修正管理寺庙条例》和1929年1月25日国民政府颁布的《寺庙管理条例》都规定寺庙必须兴办各项公益慈善事业。
斋醮祈祷，古即有之。早在东汉以前，就有“斋戒”、“醮”、“坛”等的说法，这在《礼记》、《易经》、《高唐赋》、《史记》等书文中均有记载，说明道教斋醮科仪源于中国古代的祈祷仪式。
东晋至宋元道教“三十六天说”的产生与层累
东晋 宋元 道教 三十六天说
2024/4/9
“三十六天说”是道教诸多天界构成理论中最重要者。这一理论并非源自刘宋天师道经典《太真科》，而是肇始于东晋，受佛教天界观之影响，在中国传统“道—气”宇宙论的基础上，以灵宝经系“三十二天”为主体架构，同时将纳音理论中的“五方炁数”、道教的“玄、元、始三炁”以及上清经系的“九天”等多种元素融汇其中。这些构成要素在东晋南北朝道经中已经出现，但尚未完成系统性整合。
陕西终南山楼观宗圣宫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重建五祖七真殿碑记》拓本,记录了目前所见最早的全真教七真派字谱。全真派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初,明永乐元年（1403）在终南山楼观开始传承的楼观本山派是目前所见明代最早使用统一派字谱命名的全真派。金石文献等印证了明代全真派字使用的广泛性,而随着明中后期宗教政策的放宽,全真派字不断衍化出众多的庶派和支派,都反映出当时全真教地位变化和发展的情况。
长治地处山西省东南部,全境位于由太行山、太岳山环绕而成的上党盆地中,战国时设上党郡,隋设潞州、沁州,唐宋金元之间上党地区沿革时有变化,但大部分时间仍称潞州、沁州。明初潞州升直隶州,嘉靖中升为潞安府,领屯留、长治、长子、襄垣、黎城、潞城、平顺、壶关八县,明洪武中沁州升直隶州,领沁源、武乡二县,清代仍之,今长治地区即指潞安府和沁州直隶州所辖十县。金元时期长治全真高道辈出而宫观林立,实为当时全真道教在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