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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是书籍出版趋向繁荣的时代,包括小册子在内的大量印刷读物进入法国人的日常文化生活,法国社会整体的思想气候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因此在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学术史中,长期以来一直普遍认为,启蒙书籍是促成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但是如果转换历史观察的视角,从社会政治面相角度透视18世纪中期的法国,此时启蒙大潮方兴,而法国社会整体的思想气候实际上已经发生了转变。
沂沭河治导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为协助淮河干流治理,在鲁中南和苏北地区投入建设的首个大型水利工程,被誉为“千里治淮第一仗”。工程建设之初,面对工地医疗卫生的多重困境,党和政府将卫生事业提高到政治任务的高度,建立工地医疗卫生机制,增强民工卫生意识,加强民工日常生活保障。这些举措在改善工地医疗卫生状况的同时,也保障了民工的身体健康,确保了工程如期完成。中国共产党在沂沭河治导工程中对民工医疗卫生工作的先行探索...
镑亏是近代中国以外币为计价单位的债务在偿付过程中,由于制度性因素和人为操纵造成的亏损数额,庚子赔款镑亏是其中最多的一项。1902年—1935年,庚子赔款镑亏总额估算达7300余万海关两,1935年法币改革后庚子赔款镑亏渐趋消失。如此巨额且难以预期的庚子赔款镑亏,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双重影响,直接影响主要是清末银钱比价的升高和上海金融市场中银拆每月末的“周期性”波动,后受赔款偿付方式及货币体系的变化,此...
地方势力与王朝统治互相支持,是南朝时期吴郡地方政治的特点。侯景之乱中,吴郡地方势力先是积极援助朝廷,之后又为维护地方利益而起兵,但在失去王朝体制支撑的情况下,其军事化路线并不成功。代表吴郡士族参与梁陈易代的名士群体与建康的门阀社会或萧梁末期的江陵朝廷关系密切。梁陈之际,吴郡地方势力归附于在三吴地区建立政治根基的陈蒨。天嘉二年始,陈朝形成以宗王出镇吴郡的惯例,吴郡地方势力占据着郡掾属的职位,出任宗王...
朱元璋家族与徐达、常遇春、郭英三个功臣家族之间的联姻,早在明朝建立之前就已经开始。明立国后,这一集团式的联姻进一步扩大,成为皇室与勋臣联姻的核心。随着懿文太子夫妇去世,集团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最终引发了导致皇权更迭的“靖难之役”。“靖难”成功的朱棣随后加强与徐达、郭英家族联姻,清除常遇春一系在集团中的影响力,朱徐常郭婚姻集团一变而为朱徐郭婚姻集团。此后,皇室与徐达、郭英家族的联姻也渐渐难以...
晚清民国是中国现代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中西文明碰撞与交流特别广泛和密切的时期。频繁且深入的文明交流,不仅催生出近代以来中国物质与制度的近代化,更规模性地培养出以知识群体为核心的“现代人”,最终促成中国的现代化转向和民族崛起。
认知与实践是一对重要的哲学概念,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同时也受到历史环境和具体条件的制约。明清时期,以阎绳芳、渠殿飏为代表的士大夫群体,已经揭示了昌源河流域水土流失的基本原因,即上游人类活动的加剧导致森林覆被减少,从而引发水土流失,最终导致下游洪水灾害频发。他们构建了一个“人类活动—覆被变化—水土流失—洪水灾害”的关系链条,但用风水镇煞法这一“偏方”作为治理良药。
明英宗朱祁镇继位后,因年幼无法临朝听政,也不能与内阁阁臣等论定国是,为体现君威宸断,内阁大学士杨荣、杨士奇和杨溥创“早朝止许言事八件”的权宜之制,以待英宗成年后恢复“祖宗之旧”。然而,英宗长大后,三杨继卒,权宜之制渐成定制,促成中枢决策机制从太祖亲理政务、永宣内阁议政,转变为内阁票拟、内监代为批红、君主“垂拱而治”的“新祖制”。这既改变了明初中枢政治的权力结构和运作方式,又影响了明中后期皇权的表达...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奉令西迁。至湖南芷江时,学生们因膳食经费的减少和自由支配权被剥夺,向学校当局表达了普遍不满。由于校方前期处置失当,这种不满很快演变成旨在驱除总务处主任吴挹峰,进而改革学校、刷新政治的全校性学潮。新任教育长陈果夫按照传统教育伦理和政党组织纪律的要求试图对学生的行为进行规范,却造成了代表政党意志的校方同学生之间的矛盾持续加剧,最终以学生离校、政校险些停办的结局...
信息传递的安全、快捷是组织良好运作的重要因素。中共成立后,随着组织的发展壮大和革命的进展,对信息安全、快速传递的需求越来越高。在当时人力、物力有限的条件下,中共主要通过当局邮政系统邮寄文件,但存在信息泄露等问题,会影响组织安全和限制革命工作的开展。中共为克服这些困难积极采取各种应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此间组织信息传递的安全性。1924年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利用当局邮政系统已无法满足信息安全传...
对中国来说,现代气象台是舶来品。晚清时期,在欧美等国,气象台和天文台也常常设立在一起。出洋士人原本就没有现代气象的意识,要让他们识别不同性质的观象台,无疑是有难度的。很多出使日记都有关于观象台的描述,但是他们所说的“观象台”或“天文台”往往是一种大而化之的描述,需要具体分析才能判断其性质如何。
《西周兴亡史研究》以西周政治史为研究对象,以西周十二王作为历史叙事的时间轴线,着力揭示西周国家兴衰隆替、多元一体的演进轨迹和发展规律。立足学术前沿,充分利用新出甲骨文、金文、战国竹简和考古资料,系统叙及相关历史线索和主要史实,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注重探讨相关学术争议,诸如对先周殷周关系、武王伐纣、周公东征、三公体制、昭王南征、厉王专利、共和行政、平王东迁等重大历史问题都有深度解析,宏观与微观相融,历...
三少帝时期的讲经制度与经学发展在《魏志》相关记载中有所体现。侍讲者有郑学、王学及王何新学三派,讲授所用经书以郑注与王注为主。由曹髦与博士的问对,可见经学渐重义理、以孔说质疑经典的演变,原因在于解经方式的困境与经典本身的矛盾。曹魏中后期经学转型的内在路径是郑王相争、王学之变及王何新学的破与立,历史动因是司马氏建立巩固新兴政权的政治需求。
1949年底,随着解放战争的快速推进和全面胜利,国民党统治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入的华南地区获得了解放。作为新解放区,华南乡村旧政权改造和新政权建设工作因快速解放而根基不稳。对此,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决定适时废除保甲制度、适当留用保甲人员,以满足解放战争仍在进行的战时需要。但这一政策一度导致乡村政权劣化,出现了旧保甲长控制乡村新政权的局面。
从传统汉学向中国学的转变是一个复杂的学术史过程,社会科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催化作用。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从事中国研究的美国学者通过深入思考,进一步转向跨学科的地区研究。他们开始逐步挣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摈弃“冷战”思维,真正走进中国,尝试将社会科学的研究取向与人文历史研究相结合,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学术研究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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